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人在社会上生存和发展的起点和归宿,也是人与社会联系的最原始、最长久的社会组织形式。人类学者和社会学者都说过,描述一个社会的家庭关系就足以反映那个社会的本质和特点。因此,家庭的稳定和发展,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安定和进步。美国历史学家莉莲·施利塞尔指出:“虽然家庭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一直起着特别重大的作用,但是它在历史研究中仍是一个相当新的领域。”近十年来,国内学者多从社会学、人类学角度研究美国的家庭问题,而很少从历史学方面具体探索其变化的原因。有鉴于此,本文通过对美国政治、经济、社会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研究,试图说明近几十年来美国家庭问题日益严重的根源。
一、美国“家庭革命”的具体表现
在整个20世纪的最后40年里,美国家庭结构的裂痕越来越深。美国人如何努力去改变他们对婚姻家庭的看法一直是学者调查和学术争论的主题。纽约《时代》曾刊登过一篇名为“自主的追求”的文章,文章作者认为:“家庭不再是天堂,相反更像一个冷漠无情的障碍制造中心。”
(U,S,A Today Sep,2001)传统的核心家庭正让位给单亲家庭、过继家庭、未婚同居乃至同性恋组成的家庭,个人更加独立自主,家庭和个人之间的关系日渐松散,家庭寿命缩短,规模变小,更不稳定。吉米·卡特在1976年的竞选演说中反复强调“美国家庭出了毛病”,入主白宫后,他曾五次召开专门会议,商讨制定新的家庭政策。1992年布什总统和奎尔副总统在他们的第二任竞选运动中提出家庭价值观的口号,第一次郑重指出这是全国的主要问题之一。那么,美国的家庭问题具体表现在什么方面呢?
两性角色冲突加剧,“离婚爆炸”打破了家庭的稳定,非婚同居者增多,婚前性关系和婚外性关系普遍,少女怀孕生育问题严重,家庭暴力频繁,父母和子女之间的代沟加深等等。有些人惊呼:“家庭要崩溃了!”“结婚已没有意义”。于是出现了许多与此相关的新事物,如“性交俱乐部”、“同性伙伴家庭”、“离婚者合作社”、“保护私生子协会”、“残破家庭子女辅导中心”等等。以下列举一些具体数据进一步说明此问题的严重性。
据统计,1962年离婚家庭约41万,1970年升到70.8万,1978年达113万。美国社会史专家,哈佛大学斯蒂芬·塞恩斯特罗姆教授指出,“离婚率犹如火箭升空。1910年结婚数与离婚数在美国的比例是十比一,1940年降至六比一,及至1980年仅为二比一。”70年代中期,美国的离婚率已居全球之冠。如此高的离婚率带来的直接后果便是大量单亲家庭的出现。1960年,18岁以下孩子所属单亲家庭的比率是9%,1986年,上升到25%。在所有出生于1950—1954年间的人中,当他们17岁时,所属单亲家庭的比率只有19%,而1990年出生的人中,这一比率估计将达70%。(U,S,A TodayMay,1991)六七十年代的美国,婚外恋颇为流行,人们对性行为的随意性也持前所未有的宽容态度。1967年,85%的美国人对婚前性行为持谴责态度,1979年,这个比率降至37%。(U,S,A TodayMay,1991)性自由带来的另一难题是大量少年母亲的出现。未婚生育的比例从1960年的5%(黑人25%)上升到1985年的22%(黑人60%),(U,S,A TodayMay,1991)家庭暴力骇人听闻。美国联邦调查局1979年的一份报告称:“全国有近600万妻子遭到丈夫的殴打,每年有2000~4000妇女被丈夫殴打致死。每年约有650万儿童遭其父母毒打,其中140万至190万重伤至残,大约2000儿童被折磨致死。
二、“家庭革命”的政治因素
(一)民权运动
民权运动是美国黑人斗争史上一页辉煌的篇章。在这次运动中,黑人妇女堪称是“运动的脊梁”,在“追求尊严的斗争中处在风口浪尖上。”她们不但走在运动的最前沿,而且奉献出了所有的物质资源,以自己特别的经历和才智为运动提供精神的给养。黑人妇女积极拥护和参与的民权运动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从1964年到1965年民权法案的措施中,黑人妇女自己也得到了立竿见影的好处和长远的收益。机会平等措施使大批黑人妇女在美国历史上首次进入了白人妇女的领域,参政的黑人妇女人数也明显增强。可以说,“黑人妇女已经把自己看成一个特别的利益团体并为打破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的双层枷锁而斗争了。”总之,这个以争取种族平等为目的的运动,带来了社会普遍的觉醒,但它也带来了一种新的世界观,那就是对不同生活方式和价值的容忍,这种容忍竟为下面几种运动起了造势的作用。
(二)新女性运动(女权运动)
在民权运动的觉醒过程中,迎来了新女性运动,贝蒂·弗里登(Betty Frieclan)的《女性的奥秘》(The Feminine Mys-tique)及凯特·米列特(Cate Minete)的《性政治》(Sexual Poli-tics),为该运动奠定了舆论基础。它提出了“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的纲领,提高了女性的社会觉醒,帮助她们走出家庭,建立个人事业等,但它同时也改变了传统的婚姻、母亲角色、家庭整体、为子女利益考虑等概念,在改变人们对家庭结构的看法上扮演了一个新鲜的角色。据统计,从1940年到1987年,美国已婚妇女参加工作的比例从15%上升到56%,几乎上升了3倍。到了90年代,“新女性运动”已经变成了上流社会的俱乐部。她们许多都是“自我中心”的狂热份子,轻视家庭的责任。许多女权领袖甚至认为家庭是妨碍女性心理成长的制度。认为婚姻不过是男性用来压抑女性的工具。她们对既得的政治利益的关心远比她们“伸张正义”的欲望强的多。
(三)性解放运动
性解放的浪潮是由印刷媒体所掀起的。智商高达152的休·海夫纳在其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他筹集8000美金创办了著名的色情杂志《花花公子》。1953年,赤身裸体躺在床单上的玛丽莲·梦露登上了第一期的杂志封面。这张照片花去海夫纳500美金,但马上为他赢来了3万名读者。随后,这个运动随着“嬉皮士”和热门音乐流行全美。它打破了美国传统社会对“婚前性行为”的禁忌,电影和电视的尺度逐渐放宽,社会上色情书报越来越多,甚至出现了色情录影带。“婚前的性行为和婚后的乱交如此司空见惯,人们对乱交行为已毫无心虚和羞耻的感觉。”正如威廉·曼彻斯特所说,美国人的“性饥渴已越来越严重”,大家都热衷于“性的消费”和“性的拓荒”。
(四)同性恋运动
众所周知,在美国社会里,同性恋是司空见惯的事。在克林顿上台后,这种运动更加热烈。他邀请了许多知名的同性恋人士参加他的政府。这个运动解除了几千年来西方社会对同性恋的排斥。他们的生活方式得到了肯定,权益得以保障。他们甚至公开游行,庆祝同性恋的生活方式。这一运动在加利福尼亚州尤为突出,州议会甚至酝酿立法,强制大、中、甚至小学生接受“同性恋婚姻”以及其生活方式是一种正常的形态的教育。
(五)离婚法的放宽
加利福尼亚州1969年制定并于次年元旦开始实施“非过错离婚法”,规定只要“夫妻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分歧因而造成婚姻关系无法补救的破裂”,即可判离婚。此法实施后,不到十年就有46个州效尤加州,改变了以往在过错离婚制度下把离婚责任任意归于一方,或为了离婚就得费劲心机抓获对方通奸证据的情况。这些法律为更方便地解除婚约、分割财产、分担子女责任提供了程序保障。甚至书店里出现了专门教人怎样轻轻松松离婚的“自助离婚手册”。这对于形成“离婚热潮”的局面,自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整个国家对离婚的态度变得愈加宽松,以至最终在1980年选举了第一位离过婚的总统———里根。
三、“家庭革命”的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
(一)移民和美国家庭的流动
没有移民,就没有美利坚共和国。在新大陆的北美人,离开了欧洲的老家,在新的国土扎了根,希望得到新的发展,因此,家庭不可能成为他们依赖的主要基地。久而久之,他们也就习惯了与家人的分离,移民成了传统家庭的离心力量。这种为了实现自我发展而离开家庭的习俗,一直影响着现代的美国人。在过去四十年里美国家庭流动性显著增长。由于工作的需要,人们总是朝着那些能使自己得到更好发展的地方去,为了一个好职位,大学毕业生们宁愿远离故乡,告别家庭,到千里之外去工作,他们从一个公司跳槽到另一个公司,渐渐变成只为钱而跳的“跳蚤”,许多年轻人开始选择与居住在工作所在地的人结婚,这样建立的家庭就带上了地理特征,它能够维持的时间是不确定的,一旦工作地区改变,就会影响其婚姻。太多的人宁愿把他们的亲人撇在一边,也不愿意花点功夫去巩固家庭关系。如果人们不能够和父亲和睦相处,或者母亲不喜欢子女自行选择的配偶或生活方式,人们的选择就是离开家庭,每年只回那么一两次家。如果父母子女之间的探望都这么稀少,就不难想象兄弟姐妹之间是不相往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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